既得鱼又知渔 听五位检察官分享如何用好检察学习平台

  理念是指导、引领检察办案的思想与灵魂。基层检察院尤其需要处理好学习与办案之间的关系,在学习上与时俱进、常思常新,在履职中方能做到得心应手、不忘初心。近年来,鼓楼区检察院聚焦“建智”“增智”“引智”三大环节,依托各类学习平台,把习法治思想、新时代检察理念学深悟透,引领提升检察履职水平,为“品质鼓检”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立足学习重点抓“建智”,全面推动理念变革更新。一是用活学习“四法”机制。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将抓政治学习与抓业务建设融为一体,为业务办案打牢政治底色。在党史学习教育、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持续深化“自主学、集中学、研讨学、网上学”学习四法机制。二是用好主流媒体平台。坚持把最高检官微、《检察日报》等媒体平台作为学习最新理念、把握前沿政策、了解工作重点、借鉴先进经验的重要载体,督促全体检察人员每日关注、及时学习,定期召开读书读报交流会,从微观上学习优秀办案经验与技巧、从中观上掌握检察实践要求、从宏观上领悟新思想背后蕴含的精神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浸润法治精神,推动工作创新发展。三是用足“检答网”知识宝库。自觉将使用“检答网”作为研究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提升专业素养的重要帮手,将学习应用常态化、制度化,通过会议部署、每周通报等措施,督促检察人员及时登录学习法律法规、经典案例,交流探讨实务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定期将各部门使用“检答网”情况、效果“比出来”“晒出来”,形成领导带头发动学、全院参与主动学、一线办案人员结合实际学的良好氛围。

  围绕业务难点抓“增智”,切实增强一线办案素能。注重学习的实用性和实践性,通过案例培育、实务练兵等方式,在一线工作中增强检察机关“硬实力”。一是突出案例培育导向。广泛从《检察日报》《人民检察》中汲取、剖析优秀案例养分,通过学习典型案例,理解个案背后反映的思想精髓,触发理念转变、推动实践提升。二是发挥先进典型优势。开展“跟班先进找差距”等活动,入额院领导、优秀检察官当好“业务导师”,加强对青年干警的日常示范指导。通过先进典型带思想、带作风、带工作,推动检察队伍整体高质量发展。三是注重实务练兵练赛。着眼提升一线办案人员能力素质,建立实案教学机制,由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开设“实务小课堂”,组织开展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庭审观摩、研讨沙龙活动,由主办检察官传授案件办理、出庭应对、法庭辩论等方面的经验技巧,通过强化案例研讨、密切交流互动、模拟练兵练赛,真正“盘活”青年干警的进取心,促进其在实战中反思不足、快速成长。

  瞄准研究热点抓“引智”,持续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检察机关要“谋发展、重自强”,理论研究是重中之重也是基本之基,要将业务特色、工作亮点与当代法学研究热点相结合,促进检察官主动思考探索,为推进工作创新贡献智慧与力量。一是科学谋划加大发动力度。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每年通过制定检察理论调研工作方案、召开专题会议、落实激励机制等方式,给检察官群体、年轻干警“下任务”“压担子”,形成浓厚学术氛围。二是精心选题开掘理论深度。要关注具体业务领域,善于从实践中探寻理论、理念内涵实质,再用理论升华来指导、深化检察实践。三是交流合作扩大研究广度。要“跳出检察看检察”,通过法学期刊了解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拓展与法学理论界的交流合作,实现一线丰富的案例资源与顶尖学术研究力量相结合。

  在制定法国家,制定法往往是国家法律体系的主要乃至唯一法律渊源。但是在司法活动中,司法经验在法律知识传播及应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英美判例法国家中,司法经验往往作为法律规范产生、制定、完善的源头。在我国司法制度中,由于制定法固有的滞后性,必然需要通过司法经验对制定法缺陷进行弥补与完善。而这些司法经验的来源,一方面来源于司法人员的探索、研究,但更多的来源于对类案(事)的借鉴、学习。有学者认为,司法经验是由个体到整体,由个案到普适的经验。而这种普适经验的分享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及平台。目前我国检察系统已经建立了以《人民检察》《中国刑事法杂志》等为主体的学术平台,以《检察日报》、检察官方微博微信为主体的案事例平台,以“检答网”为主体的检察人员业务交流平台,形成了一整套检察经验应用学习平台体系,为检察业务素能提升奠定了基础。

  一是学术平台对检察实践的指导。《人民检察》《中国刑事法杂志》等一系列学术平台汇集了法学家、检察人员、研究人员对法律问题,尤其是检察问题的分析。以2020年《人民检察》为例,据笔者统计其中共收录458篇各类文章,其中理论文章137篇,占比30%,实务类文章269篇,占比58.7%;对制度以及典型案例、指导性案例的解读37篇,占比8.1%;域外经验介绍15篇,占比3.3%。所收录的文章中,绝大多数是对检察经验尤其是检察实务经验的介绍、分析、理解,并且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从2月起,《人民检察》连续刊登了四个月共七期涉疫专题文章,包括涉疫案件的法律把握、应急社会管理措施、公民权利保障、涉口罩案件疑难问题等专题。其中在张建忠所撰写的《涉口罩类案件办理疑难问题及应对》中对部分口罩是否属于医疗器械的认定,对于笔者所在院提前介入的一起涉疫口罩案件中对口罩的性质认定起到了关键的帮助作用,有效避免了侦查机关错误认定的结果发生。又如,对制度以及典型案例、指导性案例的解读可以帮助基层干警理解制度设计的背景、意义及价值目标。以2020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为例,其对补充侦查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2020年6月,《人民检察》即刊登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理解与适用”,将该制度出台的背景以及对具体条文的解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二是《检察日报》、检察官方微博微信为主体的案事例平台对业务工作的指导。根据美国学者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媒体可以主导人们“想什么”,新媒体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纸媒传播力与时效性的问题,而这两者的结合可以保证内容的时效性、广度与深度。通过这一案事例平台,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最高检最新的工作理念、各地检察机关的经验做法与思考、全国检察人员的感悟与分享,甚至于各地新媒体平台的资源亦可以共享。以笔者分管的未检工作为例,正是在《检察日报》及官微上了解到上海检察机关开展的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参与检察工作、深圳检察机关的精准帮教等措施,为我院未检工作发展找到了一条正确、良性发展的道路。在全省率先与本地社会组织共同培育了未成年人司法社工项目,将原先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困扰的帮教考察、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等专业力量不足、检察官地位矛盾等问题彻底解决。由检察官负责司法决策、司法社工配合开展社会化帮教,“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2016年以来,引入司法社工参与讯问148人次,社会调查123人,对52名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开展帮教考察,23名未成年人回校就读,37名走上工作岗位。同时我院经验做法也由《检察日报》及其官微报道,为其他西部兄弟检察机关所借鉴。2021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微发布了《“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设定其中48个方面的任务,也为我们计划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顽瘴痼疾的整治以及未来总结提升指明了方向。

  三是以“检答网”为主体的检察人员业务交流平台对实务操作的指引。“检答网”作为检察人员所独享的内部经验分享与法律政策解读平台,已经成为检察版的“知乎”,九亿余次的登录量,十余万个问题的咨询解答,让检察人员对其的依赖度日益增加。专业化答疑平台一方面可以解决检察实务问题的精准解答,实现问题回答的“靶向效应”,另一方面也可以共享检察人员资源,使得一些人员配置相对薄弱的基层检察机关能够共享全省乃至全国检察业务专家的智力资源,从而弥补其由于自身力量薄弱或是办案经验缺乏而导致出现办案中的瑕疵乃至方向性的错误。这就是检察经验在个案及类案中的具体应用。例如我院在办理一起组织卖淫案件中遇到其中“非法获利”是否需要扣除支付的失足妇女提成、房费、招嫖人员工资等费用的问题,这一问题我院员额检察官联席会议上意见不一,亦困扰类案办理效果。在“检答网”上线后,承办检察官提问后最终由最高检专家组予以解答,对不应当予以扣除的理由进行了阐述与分析,并作为精品问答在全国组织学习,统一了类案办理思路与标准,避免了此后该类案件存在的争议。同时解答专家的解答也会促进其提升自身业务能力。“检答网”所涉问题多为疑难复杂问题,解答人在解答的过程中也是学习的过程。笔者作为所在省份普通刑事犯罪以及未成年人检察的答疑专家,曾遇到“未成年人有偿陪侍如何认定情节恶劣”的问题,笔者没有办理过此类案件,也没有对此进行过研究与思考。通过查阅类似问答、理论文章、比对刑法中其他罪名情节恶劣条件的设置原则,最终作出了解答,为提问人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思路与帮助,同时也提升了笔者自身办案能力,起到了双向提高的作用。

  检察报刊,是检察人宝贵的精神食粮。检察新闻是检察历史的第一稿,宣讲大政方针、刻录检察战略、彰显检察担当、展示检察风采,以存“检察之史”;检察传媒是检察工作的喉舌,阐释规划部署、呈现司法动态、交流实务经验、剖析疑难问题,以资“检察之政”;检察资讯是检察文化的源泉,明确奋斗目标、传播新型理念、推介先进典型、助力队伍建设,以育“检察之魂”。故因读报者的视角不同,也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笔者学习《检察日报》常践行以下三个方法,自觉受益良多。

  一是秉持“知行合一”。《检察日报》是检察工作的全景展示平台。读报者当目光不断往返于“知”与“行”之间,思绪贯穿检察理论与检察实践,于各类资讯中提炼检察规律,于宏观理论中反哺执法办案,于经验教训中助力自我提升。如今年重磅推出的“办案与阅卷”系列文章,可让读者感知阅卷人亦应博览群书、通情达理、增进阅历,方能心如明镜、去芜存真;也可让读者从中找到提升阅卷能力的方法,不断丰富办案经验。读报时,我们不能甘做信息的被动填充者,而应主动深入思考、明辨规律、躬行实践以经世致用。如对于“检察工作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工作”,若无大局意识、系统思维便不能找准检察机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职能定位,若无问题导向、工匠精神便不能充分发挥检察履职的治理功能。

  二是坚持“读写兼顾”。世人少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读报时自然要充分发挥“烂笔头”的作用。读后偶有所思所感而不加深思,也许只是一闪而过的灵感波动,而凝结成智慧的知识积累则需要形成文字加以系统梳理并反复论证,由此才有认识不断升华的“否定之否定”。如2019年5月17日《检察日报》刊载的“涉第三方支付平台侵财案件司法认定”案例研讨,针对涉手机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电子支付领域的侵财犯罪问题进行探讨,笔者根据专家学者的剖析,针对平台内资金性质、平台能否被骗等问题整理为观点集成,不久后即遇到类似案件在定性上争议很大。之前的学习笔记,便可用于指导实践。《检察日报》之文章,凝结了检察工作中的大智慧与作者、编辑的心血。读报实践表明,欲真正领悟文章精华并学以致用,必须养成笔录精要并“反刍”成文的习惯。

  三是寻求“文化滋养”。检察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检察日报》的“能量”内核和传统优势。“法治”二字从其文字构造即可见古人深邃的智慧。如“治”字,左边从“水”,水者性平而仁、以公平居于世且善利万物而不争,又性柔而刚、以包容万物之姿却存排山倒海之势;右边从“胎”,胎者重内在生发而弃机械干预,重潜心教化而弃蛮力管控,重标本兼顾、辨证施治而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检察日报》组稿既关注检察业务工作,也强调法治文化滋养,使人更知“办案即是办他人的人生”,更知“办案人也在审判自己的内心”。

  路漫漫其修远兮。知不易,当潜心求索;行亦难,幸书报为伴。无论是治世还是治学、办案还是读报,均应注重善学善思,知规律而行。读报时,只有既学知识要点又悟学习方法,才能既得鱼又知“渔”,方可事半功倍。

  公诉检察官除了要夯实刑事法学基础理论,还要不断加强学习,掌握刑事法学前沿理论。刑事法学理论每天都在发展,每年发表的刑事法学论文数以千计,但有的公诉检察官刑事法学知识却从未更新过。因为不掌握最新的刑事法学理论,有的公诉检察官对自己的办案理论水平缺乏自信。对于法律适用有争议的案件,极少见检察官在审查报告或案件汇报中对该案涉及哪些理论争议、学界主流观点、最新前沿理论、承办人如何评价引用等作出专门阐述,确实非常遗憾。

  实践中,有的检察官之所以不敢对案件提出无罪意见,就是因为对自己的办案理论水平缺乏自信,认为很难把无罪的理由论证清楚,很难说服检察官联席会和检委会接受无罪的结论。比如实践中有一个案件,行为人诈骗了自己原来所在公司价值20万元的28箱白酒“国窖1573”,但把这些酒运到自己仓库仅两个小时以后,就主动把其中26箱白酒又送回被骗公司仓库了,次日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又主动把剩余的2箱白酒也送回被骗公司了。该案公诉人起诉指控被告人诈骗白酒28箱,法院判决认定诈骗白酒2箱。

  这个案件简单地套用四要件论,可以认定行为人诈骗白酒28箱的犯罪已经既遂了,至于两个小时后把酒送回被骗单位,只能认定为犯罪既遂后的主动退赃,可酌定从轻处罚。但是,这样来认定和处理这个案件,显失公正。

  对于此类案件的认定处理,2018年10月12日《检察日报》发表文章《事后自动恢复行为应纳入法定从宽情节》,提出事后自动恢复行为,指的是行为人在犯罪既遂后,于一定时间内自动、有效地实施相应的补救措施对被侵害法益进行恢复。这种“事后自动恢复”情形在司法实践中一直被认定为“案发前退赃”,作为酌定从轻情节,而文章认为,这不利于鼓励行为人在犯罪进程中及时后退,相较于自首这一主动“认错”型行为,事后自动恢复行为作为主动“纠错”型行为悔罪表现更为突出,且切实有效地使前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或危害结果得以回溯性消减,无疑更加值得刑法宽宥和褒奖,应作为法定从宽情节,对于情节轻微的可不认为是犯罪。

  事后自动恢复理论笔者非常赞同,笔者亦认为不应当将恢复原状的前后行为和行为人主观恶性进行割裂评价,恢复原状前后行为和主观恶性是连贯的、延续的、有机统一的,从这种延续性看,恢复原状后行为已将之前行为的犯罪性消弭。这个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开启合理宽容之门:回头是岸,悔过是金。特别是当前刑法学研究更倾向于定罪论的背景下,提出这种出罪论更显弥足珍贵。

  回到这个诈骗案件,即使不运用事后自动恢复的前沿理论,在刑法当中也能找到出罪的途径,即适用刑法“但书”条款出罪。但书规定为司法实践认定无罪案件提供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对于能否直接适用但书规定认定一个案件无罪,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争议,笔者是赞成直接适用但书规定出罪的,因为但书是刑法总则规定,刑法总则是统揽分则的,当适用分则产生罪与非罪界限不明,或者一个行为表面上符合构成要件,具备犯罪的形式特征,但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而不具备犯罪的实质特征或最基本特征的,即应适用但书规定出罪,这体现了刑法总则对分则的统揽和指导作用。那么如何理解“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对此,2019年第18期《人民检察》发表文章《论微罪的出罪事由》,提出刑法分则中所有犯罪都应受到刑法总则“但书”的约束,不管是轻微犯罪还是严重犯罪,都有出罪的可能性。笔者读后深受启发,认识到但书规定不是仅指数额等客观方面情节,而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不认为是犯罪的案件作出了描述,“情节显著轻微”侧重于考察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危害不大”侧重于考察客观危害程度。上述案件虽然诈骗数额达到20万元,但行为人属于初犯,且骗取货物后仅仅两个小时就主动退还货主,表明其主观恶性尚浅,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同时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时间很短,绝大部分财物在两小时就送还了,剩余财物也在次日就送还了,属于“危害不大”。通过对但书规定的论证,该案同样能得出无罪的结论。所以,关键是检察官要学习和研究刑事法学理论,只有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才会有办案自信。而像《检察日报》《人民检察》“检答网”等这类检察学习平台,无疑是汲取和提升法学理论的最佳载体。

  从事检察工作十余年来,笔者越来越感受到“检察学习平台”的创新发展,丰富升级了检察经验传承机制,在检察事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要加快检察人才的培养,缩小不同地区检察机关之间的差距,必须充分发挥检察学习平台的作用,以检察学习平台促进检察经验传承机制升级创新。

  检察经验传承亟待升级创新。记得2007年参加检察工作时,检察机关的经验传承与个人成长,主要还是以“师父带徒弟”的传统点对点方式为主,那时候似乎也很少有“师父”解决不了的案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传统的经验传承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检察工作的发展要求。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旧的经验与知识储备难以适应新型案件办理的要求。二是检察队伍年轻化趋势明显,“师父”经验储备相对不足。三是以审判为中心与庭审实质化的发展,对公诉工作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旧的经验往往不适应新的要求,解决不了新的问题。另外,在网络环境下,传统的开会学习等线下培训方式也显露其不足。

  检察学习平台提升检察经验传承。以《检察日报》《人民检察》“最高人民检察院微博”“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检答网”为主体的检察学习平台覆盖了线上与线下资源,兼顾了多种需求,基本满足了检察传承的各种要求:一是覆盖面与规范化的要求。依托于互联网、手机客户端,检察学习平台以点对面,可以实现对所有检察人员的资源全覆盖;而以文字或音视频形式存储在各种介质中,也满足了经验传承可再现、可重复等规范性要求,这是传统经验传承形式所不具备的。二是专门性与权威性的要求。检察传承一方面有类似于“检察官教检察官”这样的专门性要求,即聚焦检察问题、服务检察实务,这往往是检察系统以外的学术或教育培训资源所无法提供的,另一方面也对传承内容的权威性、有效性有要求。在这两方面,内容经过检察系统内专门人员总结、提炼的检察学习平台具有其他经验传承形式所不具备的优势。三是便捷性与定制性要求。网络条件下,各种服务越来越强调便捷性与定制性,即根据客户需要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依托于网络检索,检察学习平台的便捷性毋庸置疑,而像“检答网”这种交流平台则满足了检察办案人员寻求帮助的定制性要求。

  对检察学习平台发展的建议。要推动检察学习平台的深入发展,充分发挥平台的积极作用,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浅显建议:一是加强平台内部的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应注意加强不同媒体间的互通建设,以弥补各自的不足。比如“检答网”在定制性、及时性上优势明显,但回答问题的权威性稍显不足,对“检答网”中的热点问题,可以由《检察日报》《人民检察》等权威媒体平台组织权威力量进行研讨、回应。二是加强对办案中平台应用的要求。可尝试要求,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在案件审查报告的分析部分加上一个版块——检察学习平台查询检索情况,专门说明检察学习平台有无涉及相关问题的文章、解答,以要求检察办案人员在疑难复杂案件办理中充分利用该平台,这对于提高案件质量、缩小办案差异都有积极影响。